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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这是唐朝考生黄巢落第之后写的豪情诗篇，同样也是唐朝灭亡的催命诗，更是门阀士族团体的索命符。
黄巢将不第的怒气狠狠发泄在了那些累世公卿门阀士族之上，彻底的铲除了危害古代中国上千年之久的毒瘤。
提起门阀，我们最熟悉的应该就是三国时代的各个世家大族，尤其是四世三公的袁绍，更是令人印象深刻。
还有以荀攸、荀彧为代表的的颍川士族，以杨修为代表的弘农杨氏，以及让孙权心力憔悴的：陆、顾、朱、张四大家族等等，都是那个时代代表性的门阀士族阶层。
那么，这些手眼遮天的门阀士族阶层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展开剩余89%门阀士族，主要可以分为两部分来理解，首先是门阀，
门就是门第
，这个词汇早在奴隶社会便已经存在，我们所熟知的韩赵魏三家分晋就是典型的门第之争；
而
阀就是阀阅
，是汉朝以来，在朝为官的士人在家所立下的功德柱，前人功德也为后世恩茵。至于士族，就很好理解了，通俗点说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政治垄断团体。
门阀政治是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比较典型的一种政治现象，主要表现为少数家族团体垄断官场话语权。这种现象也并非中国所特有，古代西方也有独具特色的门阀政治，甚至在工业化社会的今天，在美、韩等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有财阀这种类似门阀政治的封建主义残留存在。
我们要研究中国古代的门阀政治，不能仅仅着眼于士族和门阀这两个字眼之上，而是要结合整个中古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从经济、文化、政治制度等多个方面来分析中国古代门阀士族形成的具体原因。
经济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任何制度的出现都是要为经济而服务的，而当这个制度不再能服务经济，甚至阻碍了经济发展，也就是这个制度即将消亡的时刻了。
门阀政治的，就是在贵族政治的衰落之下，逐渐兴起的。
门阀政治的兴起，是在春秋战国时代，而提起春秋战国，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
礼崩乐坏，百家争鸣。
而造成礼崩乐坏的具体原因，就是奴隶制经济的衰退。铁农具和牛耕的大规模应用，使得原本被束缚在井田制之下的劳动力大为解放。
相比于之前的骨质甚至是石质农具，便宜的铁农具和牛耕他们在更短的时间内就能干完井田之内的固有劳动量，从而去开发更多的荒地成为私田，甚至由于给自己种田的积极性大为增高，新私田的产量远远超过原本公田的收成。
以至于公田大量被荒废，即使不荒废，也是产量低下。
而公田就是原本以周天子为代表的贵族阶层的利益，在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的新私田中，逐渐演化出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这两个阶层在那个时代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随着地主阶层所掌握耕田数量的增加，他们也开始谋求话语权，开始向贵族阶层发起挑战。
于是，在奴隶制经济与封建经济交汇的春秋战国时期，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士人阶层诞生了。当然，士族和贵族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两个政治团体，很多开明贵族在察觉了社会变化之后，也跟上了社会发展的潮流，带着原有的贵族资源向士人阶层转变。
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就是士人阶层谋求发展的时代最强音，与之伴随的就是李悝变法、吴起变法、商鞅变法等一系列的社会改革。
最终，秦王扫六合，一个存在了几千年的底层贵族，带着千万士人阶层的呼声第一次统一了华夏。
这不仅仅是嬴政自己的胜利，更是地主阶级的胜利，也是士人阶层的胜利。
但是，秦国的胜利来得太快，原本的跟多奴隶主贵族势力并没有被铲除干净，以项羽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打着复国的名义，在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之下，向着新兴的地主阶层发起了临死前的最后一击。
但这最后一击不仅没有保护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在轰轰烈烈的秦末农民起义当中，很多奴隶主贵族的田地再次被地主和农民阶层所瓜分，奴隶主贵族彻底的失败了。
旧的垄断消失，新的垄断也在新的土壤之中悄悄萌发着。
汉朝建立时，除了部分分封，大片在战乱中荒废的良田土地都被分配给了幸存的农民，经历了几十年的修生养息，汉朝国力在汉武帝时期达到顶峰。
盛世之下，土地兼并却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由于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使得很多存粮少的农民难以在灾年之中抵御风险，而国家的赈济也很难均分到每一个人。于是，家有存粮的地主“慷慨解囊”，用存粮换耕地，将原本独立的农民逐渐变成了自己的附庸，渐渐发展成了为富一方的豪强地主。
而豪强地主，就是门阀政治存在的阶级基础，和最大的经济支柱。
政治
门阀士族的兴起，和政治制度有着很大的关系，虽说政治制度只是经济基础在国家建筑层面上的一个体现，
但政治制度也能在很大程度上为门阀士族的形成推波助澜。
最开始促成门阀士族形成的制度，其实是要追溯到商鞅变法的军功授爵制度，虽然表面上仍然是旧的贵族爵位体系，但在本质上已经是土地的再分配了，为后来的土地兼并以及地主阶级的壮大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再者就是以“战国四君子”为首的贵族所带起的“养士之风”，也极大提高了士人阶层的社会地位，扩充了士人阶层的实力。
随着秦帝国的轰然倒塌，汉代虽然承接了大部分的秦国制度，但由于天下一统，土地分配完成，没有那么多战争要打，所以军功授爵的制度不再适用于和平时期。于是汉代统治者发明出了察举制和征辟制来选拔人才。
在这种制度下，大量有着一定经济基础儒生入仕，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生确立了“独尊儒术”的思想方针后，
儒生战胜了其他各家学派，掌握了国家的政治命脉。
所谓察举制和征辟制，都是地方政府、长官来进行推荐人才的制度，也会进行一些小测验，但人才选举的决定权还是在地方长官的手中，有着很大的活动空间，很容易任人唯亲，而不是任人唯贤。
所以，原本就有着经济基础豪强地主，在和地方长官打点之后，很容易就将后代送入仕途。而地方长官往往也会通过裙带关系将自己的后代推上高位，甚至
举贤不避亲
，直接安排子女的工作。虽然地方仍有乡里选举这种民主选拔的制度，但在高级官员的选拔上，这种小打小闹很难影响到大局。
到了魏晋时期，统治者又在察举制和征辟制的基础上实行了“
九品中正制
”的官员考核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征召上来的官员少一些“废物”，但将门无犬子，士族官员虽然很多都是靠恩茵上来的，但也并非全无本事。所以九品中正制也并没有改变士族垄断政治特权的局面，甚至还巩固了世家大族的权利。
于是，原本各自为政的士人，在以及任人唯亲的风气之下，子孙后代皆入仕途，几代为官，逐渐演变成了士族，垄断一方。形成了“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的特殊历史现象。
文化
很多人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往往之在乎军事实力和地图版块的大小，很容易轻视文化领域，殊不知文化是可以在潜移默化当中影响文明历史进程，甚至于扭转乾坤的。
秦朝在版图的大一统之后，也统一了度量衡、文字和钱币，使得天下之间的信息流通大为方便，但百家争鸣的余波仍未平息，社会舆论此起彼伏，甚至威胁到了秦始皇的统治。于是一场为万世所诟病的“
焚书坑儒
”运动在秦朝爆发了。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
且不论此事的功过，但焚书坑儒确实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文化断代，再加上秦末乱世的战火，导致很多传承千百年的典籍、著作都逸散损毁了。
除了典籍，一句“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的呼声，也导致了很多前朝贵族、文人的殒命。到了汉朝建立时，整个中国的文化界可谓是一片凋敝，甚至很难找出一本完整的《论语》出来，很多著作都是靠着残存的文人默写出来，存在很多的纰漏。
而残存的这批“文化人”，很多就是之前有实力的地主和旧贵族，他们能够组建足够的武装力量来避免战火的洗礼，在保住性命的同时也保住了家藏的典籍著作。
在汉初国家缺乏人才的时候，也正是这些保留着文化火种的人，才能够胜任国家的各个重要岗位。
这些有着文化传承的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儒学团体，有能力者在察举制和征辟制的春风之下逐渐成为一代名士，其子孙后代也凭借言传身教“家学渊源”而获得了普通人难以得到的文化教育。
结语
门阀士族，是在奴隶制经济与封建经济转换的大背景下，新兴地主阶层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在发展中逐渐转化为军事实力、文化软实力形成的独特政治垄断力量。
门阀政治的存在有其合理性，甚至一度发展出了极其先进的文化，但也阻碍了底层人民的上升渠道，成为了导致社会动荡的极大隐患。
不论是奴隶贵族政治的消亡，还是门阀政治的毁灭，都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衡的反噬中国股票配资，若要维持长治久安，必要解决各阶层之间的资源调配，打通人才上升渠道，真要到了进无可进，退无可退的地步，那就将会是下一次大洗牌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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